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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亟需提升外交“民间度” 拓展大民间外交作为空间

2017-11-17 10:30:27 来源:三明民盟 浏览:2729

                   刘泓、曾明生、罗方益

  6月15-17日,美国退役篮球明星罗德曼赴朝鲜展开“篮球外交”,向朝鲜领导人赠送礼物,包括特朗普早年的畅销书《交易的艺术》。罗德曼此行,与今年初马云赴美谒见特朗普一样,均属大民间外交行为。

  所谓大民间外交,即在复杂多元的国际社会中,由无国家外交正式资格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为本国利益、本国官方外交目标或补充官方外交行为不足或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人类共同利益而主动进行的对外交往或交涉活动。

一、我国大民间外交的现状及作用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综合实力持续上升和参与全球化进程加快,民间外交围绕国家中心工作,以民促官、官民并举,开展了形式多样、各具特色的活动,主体日趋多元,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其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构成了领域广、形式多、影响深的民间外交体系,总体上成效显著。除各种传统的民间外交力量外,各领域专家学者也纷纷利用新媒体表达中国观点,积极宣传中国的体制优势、核心价值、发展经验和治国理念。越来越多青年志愿者如民盟杭州公羊会支部成员走出国门,参与海外救援和扶贫活动,展现国际人道主义情怀。姚明、郎朗、马云等一大批有国际影响的公众人物活跃在民间外交一线,成为中国“民间大使”乃至“国家名片”。此外,国内网民规模已多达8亿左右,民间踊跃参与,成为重要新生力量。不少草根网民利用微博、微信、脸书等社交媒体,密切关注全球事务,即时参与观点辩论,传播中国民间声音。

  其主要作用为:在一定活动领域和范围内与政府合作,诸如在人道主义援助、资源、教育、环境、安全、经济和社会发展等各个领域影响乃至参与解决单靠政府行为难以解决的问题,做政府不愿做、不便做或者不能做的事。民间外交在这些领域及社会基层方面提供了非官方的信息和对话渠道,填补了政府外交行为的不足与空白,客观上起到了促进政府间沟通、交流、合作的作用,具有不同层次政府的代偿作用,有力地推进了我国与海外相关国家的关系发展、增进了双边人民友谊、消除了民间对立情绪,为促成新的国际秩序与互惠互利的国际外交共识搭建了官方以外的平台。

二、我国大民间外交存在的不足

  现行民间外交体制机制和管理方式相对滞后,无法满足其参与主体、目标、任务、方式和平台等各层面多元化的新形势要求,无法完全适应新时期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需要,并在一定情况下造成了消极的影响。

1、顶层设计不够,理论研究缺乏。一是我国的民间外交缺少顶层设计,长远布局战略方向、整体发展脉络不明确,缺乏国家层面的主动规划和政策设计,未与国家的整体外交布局有机统一起来。二是传统民间外交机构隶属国家行政管理体系,单位虽多但职能同质性强,未能形成统一合力。三是缺乏明确的政策引领和有效的统筹协调机制,数十万个社会组织、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民间外交基本上处于资源分散、各自为战的局面,总体效果大打折扣,一些机构之间分工不明、责任不清,相互“踩脚”现象时有发生。同时,目前我国尚无专门的关于民间外交的理论研究,对其发生的背景、运作模式以及效果评价尤为缺乏,对民间外交的理论总结提升和对国外好的经验推广不够,民间外交理论和智库建设相对滞后。

2、民间外交角色错位,官民不分现象严重。政企不分、政事不分现象的存在,导致了中国“民间外交”在主体上存在官民不分的身份错位,这不仅让民间外交存在官话多、套话多、务虚多现象,而且让民间外交的自发性、灵活性被行政化的机制所异化,从而追求场面排场、重视仪式效果和一时的眼球效应,而忽视实际效果,忽视持续性、系统性。同时,官办民间外交极大地阻塞了纯民间外交的生长空间,并限制了源自民间的创造力、亲和力与生命力,让民间外交始终处于向体制要资源、要支持的寄生状态,无法直接从市场、社会中汲取发展的资源与活力。

3、对新兴民间外交力量认识和引导不够。长期以来,基层民众缺乏有效对外沟通和交流渠道,新兴网络载体和平台弥补了这一不足,大量新兴群体不断涌现,例如新媒体人、意见领袖等,他们通常是公众舆论和国际舆论的塑造者,在民间外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经验欠缺、政策引导缺失,新兴民间外交力量存在一些方式和行为的无序性,甚至产生损害和干扰,影响了国内外公众对我国民间外交的认知。许多非政府组织(以下简称NGO)积极主动参与民间外交活动,他们具有一定的人脉关系、资源实力和外交热情,但在准确把握民间外交工作方向上有困难。新兴力量良莠不齐,给我国民间外交带来了一些不利影响。

4、政府对民间外交能力建设的投入不够。新时期民间外交对从业人员提出了更高更新要求。不少民间外交从业人员对国情世情了解不够,知识面较窄,综合素质有待提高。由于国家在人、财、物方面的保障不足,制约了一些NGO、社会团体和个人参与民间外交活动的能力,一些机构成长乏力,缺乏国际影响力,有的甚至被外国政府或非政府组织诱拉利用。国内NGO和普通民众参与民间外交还处于起步阶段,国家在政策、资源上的支持力度有限,且其主要力量仅集中在经济、文化、教育等有限的领域,而在宗教、民族、思想等领域的民间外交亟待进一步加强和扩展。

5、民间外交主体自身建设不足,民众基础有待加强。我国民间外交的主体多是一些专业性的协会和学术团体,其成员大多属于中高级知识分子及专业技术人才阶层,这样的民间外交主体自身建设、民众基础薄弱,所能代表的民意十分有限,其触角无法延伸到最广泛的社会阶层,多数民众对我国各种民间外交组织知之甚少。同时,随着国人对外交流的不断增加,民众对国际事务的关注度不断上升,对政府外交方针的影响越来越大,民间外交实际上具有强大的潜在民众基础,然而我国民间外交却尚未做到整合民间力量、扩大民众支持,致使其仍局限于自发性的民间交往。

三、加强和改进大民间外交工作的对策建议

  在全球化和网络信息化时代,中国的和平崛起面临越来越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西方战略疑虑和焦虑感上升,在国际上炒作各种涉华负面论调;周边和部分发展中国家对中国发展壮大心态复杂,涉华舆论频频出现不友好杂音。因此,民间外交不应是官方外交受阻后才采用的被动补充,应成为一种立足长远、积极主动的战略选择,成为维护国家形象、争夺国际话语权、增强国家软实力和影响力的重要抓手。为此建议:

1、加强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完善体制机制。国家层面应高度重视民间外交战略的重要性,制定民间外交中长期规划和跨部门协调机制,优化战略布局,突出工作重点,创新外交方式,加大人财投入,建立一个统筹各方资源、加强政策指导、及时沟通信息的大民间外交模式,进一步提高民间外交的实效性。同时,要借助高校智库或民间研究力量,加强理论研究,不断总结、丰富和完善我国大民间外交理论,努力打造民间外交高端智库,为民间外交发展提供理论和智力支持。此外,必须补齐我国民众与民间组织的视角较为忽略周边小国和发展中国家这一短板,以实现民间外交与官方外交战略布局合理对称以及两者的良性互动。

2、强化因类施策和分级管理,明晰角色定位。按照民间外交参与主体的不同功能和特点,做好因类施策和分级管理服务工作,保持其草根性和民间性,促其释放更大活力。研究制定相关管理制度,进一步明晰各民间外交机构的角色定位和职能划分,高度重视NGO的发展,淡化对外官方色彩。加强对NGO的协调指导和规范管理,在合法性身份赋予、有效突破资源瓶颈、提高国际交往能力等方面给予政策扶持,分层级稳妥开展与国外“敏感”NGO的接触联系。加强海外志愿者项目品牌建设,理顺并形成更加有效的派遣机制。加强境外中资商会、华人社团建设,引导“走出去”的企业、社团规范自身经营行为,自觉履行社会责任。

3、加强政治引领和统筹协调,加强网络监管。对传统民间外交机构加强政治引领和统筹协调,着重发挥其民间外交主渠道、主力军作用;对NGO和社会团体加强政策指导,积极培育民间外交的中坚力量;对普通民众加强素质教育和价值观引领,使其成为民间外交的重要补充。通过统筹引领,协调广大民众和不同民间组织的各项行为,构建起全方位、多渠道、宽领域的大民间外交新格局,使其在面对各种不同国际事件时能够形成一股合力,从而产生更大的作用与影响。同时,切实提高对新兴民间外交力量的认识,加强对网络舆论的引导和监管,建立自律和他律机制,并通过创建社交网站、培育正能量的民间网络外交力量、强化议题设置等方式,积极营造网络正面“舆论场”。

4、加强政策宣介和指导培训,提高民众素质。通过加强政策宣介、指导和培训等方式,切实提高民间外交意识及文明素养,将人口资源优势转化为民间外交的有生力量;重点培养各种国际交流人才,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社会知名人士加强引导,努力培育出更多马云式的“民间大使”,为民间外交发展提供人才保证;推进民间外交相关学科建设,在具备条件的高校和科研院所开设专业课程,大力培养高层次专业人才。完善自身机制,学习国际上同类型组织处理相关事务的经验,实现工作程序方法等与国际接轨,促使民间外交组织在涉及国际沟通与合作时掌握平等的话语权,在面临反倾销等不公平待遇时能够集合力量运用贸易规则维护自己的权益。

5、加大力度扶持民间外交主体自身能力建设。尽早设立专门机构,整合和指导民间外交的组织机制与布局,明确民间外交的利益取向,增强民间组织的群众基础,扩展民间外交的领域,为民间外交的发展提供各种支持,并为其提供良好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环境。加大投入,优化资源配置,强化对主要民间外交机构的人、财、物保障,着力打造我国“旗舰”民间外交组织;探索以政府购买服务方式赋予民间机构和组织实施援外项目的资格;探讨设立民间外交专项基金及各类企业和社会基金,鼓励社会各界开展民间外交活动。对地方特别是沿边省份主办的民间外交活动,视情况给予一定的资金和政策支持。

               2017年被中共福建省委办公厅《福建信息》采用并上报中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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